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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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毛的活太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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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领导人在喀土穆峰会（1967年8月30日至9月1日）上通过了 “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阿拉伯人还没有做好政治解决或妥协的准备。然而，拖延解决冲突正在摧毁埃及和叙利亚政权的权力基础，并迫使其领导人采取苏联领导人总体上 不太希望的军事打动。纳赛尔逐渐重新控制国家。并在军队中除掉他的 对手，包括他昔日的朋友河密尔元帅，后者曾是埃及的另一位“苏联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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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在同情苏联的左派和倾问于恢复与西方合作、放弃社会主义实验的右派之间小心周旋。然而，1967年战败的民族耻辱和以色列对西奈半岛的继续占领束缚了他的自由度。与以色列和西方的艰难对抗迫使纳赛尔继续与苏联友好。当然，对苏联来说，与埃及的合作仍然是苏联在该地区的最优先事项。由于苏联的武器供应和军事顾问的支持，埃及军队正在迅速恢复战斗力。两国高级別代表团继续往来，纳赛尔与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给苏联制造一种假象：埃及仍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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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笔者与被诺马服大( B . N . Ponomarev ）讨论了这个问题。 波诺马廖夫：纳赛尔是一位进步的领导人，是苏联的朋友。他希望埃及 走社会进步的道路。 笔者：在你的理解中，社会进步是指逐渐接近苏联模式，对吗？ 波诺马廖夫：当然，我是这个意思。我记得有一次纳赛尔在巴尔维卡 （莫斯科郊区接待苏联高级官员和外宾的疗养院）接受治疗，我去那里拜访他。我们进行了交谈，他对我很坦率。他说他想在埃及发展社会主义，希望社会进步，要更接近社会主义。显然，无论是从与苏联友好，还是从反帝斗争即社会主义斗争的角度上，纳赛尔都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向最高当局汇报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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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武器也流进叙利亚，以弥补叙因战争造成的损失。1968年3月，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 A . A . Grechko ）访问了大马士革。叙利亚战败的原因之一，是从前线撤回了几支战备部队以保护复兴党统治者和增强国内安全，比起来，叙利亚领导层更害怕国内敌人，而不是以色列人。这一政策被证明是有效的，反对党变得软弱，缺乏应变。在开展军事合作的同时，苏联和叙利亚也进行“意识形态”合作，复兴社会党的一个团队被派往莫斯科参加 “意识形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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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叙利亚人毫不费力地喊出了让苏联人听起来顺耳的口号，这增加了他们接受苏联援助的机会。叙利亚需要保护，在战略上和经济上也有可交换的东西。然而，对于苏联来说，叙利亚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盟友，其行动不受控制，往往难以预料，并会造成复杂情况。大马士革呼喊的极“左”口号（比如发起反对以色列的“人民战争”）在莫斯科没有得到热烈回应。新上任的叙军总参谋长穆斯塔法．特拉斯（ Mustafa Tlas ）是个游击战理论家，他甚至翻译了切.格瓦拉的作品，而后者在苏联领导人中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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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在国内的声望和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导人需要采取一定的反以色列的行动，决定实行一些不那么激烈的敌对措施，而以色列仍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采取有选择性的军事行动，这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69年了月，埃及发动了“消耗战”，包括交火、空战以及派出突  击队跨越苏伊士运河对盘踞在运河东岸巴列夫防线后的以色列军队发动突袭， 埃及人遭受了一些损失。4月，开罗正式宣布不再受停火承诺的约束。在经过一番犹豫后，苏联决定不反对埃及的这些行动。正在埃及训练埃及军人的苏联教官也遭受了一些伤亡，有一段时间，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苏联军人和埃及军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兄弟情谊”。埃及领导人慷慨地发表一些声明，以取悦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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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纳赛尔称赞说：“多亏苏联的援助，我们已经成功恢复了阿联的防御能力，现在我们能够用大规模行动来回应以色列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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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过多久，以色列决定凭借其较高的军队战斗力、优良的军事组织能力和空中优势，通过攻击埃及军事、经济和民用目标让“消耗战”深人埃及领土。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的突袭在1969年12月达到高峰，导致埃及国内政治局势恶化，纳赛尔的威望受损，以至于他在1970年1月22日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史无前例地要求苏联给他派一些常规防空部队和军用飞机。接受纳赛尔的要求就意味着超出了苏联以前的所有义务，这必须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成员以及苏联武装力量司令来做决定。然而，苏联领导人是否决定接受请求，不仅取决于其试图挽救纳赛尔政权，还要考虑苏联自身的军事和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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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去世，他的离去标志着苏联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中一个完整时代的结束。当纳赛尔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大胆的步骤，通过选择购买苏联武器来挑战西方时，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埃及本身的命运将会与苏联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他在苏联领导人中的声誉很高，他们对纳赛尔本人的尊重有助于埃苏关系在某些紧张时期得以维持。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如果这个人再多活几年，该地区（中东）的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在笔者的采访中，皮林发表了以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