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定：考古所见的殷商文明

白树凌

偃师商城宫殿区位于大城南部居中的宫城内，自成一建筑群体，宫城平面形状呈方形，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十余处宫殿建筑基址，多集中于宫城南半部，北部地势相对较低。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宫殿区进行了多次改扩建，扩建后的宫殿区仍旧维持城状封闭状态，总体布局没有根本性变化。

　　小双桥的都邑布局不是特别清晰，规模宏大的宫殿宗庙区位于遗址东北部，从揭露情况看，有高台型夯土祭坛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区内发现有数量丰富的祭祀坑。

白树凌

洹北商城宫城位于外城南部，钻探发现的30余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均位于宫城城垣以内，显示出严整有序的布局。其中一号基址平面呈封闭式四合院（图2），北部为主殿，南部是带门塾的廊庑，西部有带台阶的附属建筑；二号基址包括主殿及两侧耳庑、西庑、南庑与门道、东庑、东庑东南的附属建筑以及水井等。一、二号基址均位于宫城的核心部位,南北相邻,二者规模、结构略有差异，或许反映了性质、功用的不同。初步推测一号基址可能为宗庙类建筑，二号基址应与王室生活有关。城内北部一些居民点之间的“空地”中还可见到单独存在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些基址通常面积较大，修筑也比较考究，从空间看有可能是多个居民点共享的公共建筑。

　　安阳殷墟宫殿区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周围，属于殷墟遗址的中心区域，宗庙宫殿区的东、北方濒临洹水，外围并不存在防御设施。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小屯北发掘出五十多座建筑基址，自北而南分为甲、乙、丙三组。发掘者推测有寝殿、享宴或宗庙、祭祀类建筑；之后，又在小屯村附近发掘出五十多座夯土基址，勘探发现的大小不一的建筑基址近百座。宫殿区西部还发现了与宫殿相配套的池苑遗迹、高等级贵族墓葬和手工业作坊址等重要遗存。

白树凌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代祭祀礼仪制度

　　殷商文明独特的个性之一表现为浓厚的神权氛围，这一点在甲骨文和考古材料中均有反映。商代的祭祀活动依据祭拜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商代的天帝崇拜

　　甲骨卜辞中有“帝”字，“帝”很可能是商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灵。从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小双桥遗址东北部高于商代地面十余米的夯土高台，很可能与祭祀天帝有关，有学者认为该夯土台基的功能类似于后世的天坛，台基顶部原来应该营造有具备特殊功能的建筑，除举行祭天仪式外，很可能还有天文观测或观象授时的功能。

白树凌

2.商代的社稷崇拜

　　商代祭拜社稷神的考古遗存相当丰富。例如，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就有明确的社稷崇拜遗存，社神和稷神遗存东西相邻，又以围墙分开，为四周封闭的浅穴式遗迹，各自开门，内有猪牲等供奉品的瘗埋。社神遗存居西，规模较大，掩埋牺牲丰富；稷神遗存居东，规模较小，掩埋牺牲稍逊于社神。郑州商城宫城北部也有比较明确的社神崇拜遗存，在东北城墙内侧发现有狗牲祭祀坑和社神石等遗存。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的方坛式遗迹很有可能是社神祭祀遗存，乙组建筑中的方坛遗存则可能是祭祀稷神之坛，和偃师商城不同，晚商时期开始将社坛和稷坛分离，所谓“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大致到东周时期才最终完成，然而却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千年的都城布局，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白树凌

3.商代的祖先崇拜

　　殷商时代对列祖列宗的祭拜多在宗庙或王陵区举行，其频次之多和祭品之丰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郑州小双桥中商都邑，在其宫殿宗庙区内发现大量人牲祭祀坑，如多人丛葬坑、男女双人祭祀坑，牛头坑、牛角坑及综合祭祀坑等，有学者认为一部分祭祀遗存与商王仲丁征伐东夷族的蓝夷有关，属于在宗庙举行献俘礼的遗留；晚商殷墟宗庙区乙组七号建筑前面也分布有数量丰富的祭祀坑，可能也与献俘礼相关。至于殷墟卜辞中大量与祖先祭祀活动相关的内容，由于其明确记载有丰富的供奉品，显然无法与考古发现完全对应，不过从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坑出土遗物分析，坑内大部分祭品很可能即殷墟卜辞所记载的祭祖活动的牺牲。

白树凌

4.商代的其他祭祀活动

　　商代考古资料显示，在宫殿和宗庙等大型建筑营造过程中及各种门类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尤其是铸铜活动）中，也会举行频繁的祭拜礼仪，这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如郑州小双桥遗址宫殿区祭祀坑中发现的熔铜炉、铜矿石等铸铜遗存，安阳殷墟宫殿区大型建筑举行奠基仪式时的奠基坑、置础礼、安门礼等；另外，在遇到重大的变故时或某种特殊场合，商代贵族也会举行特别的祭祀活动，如郑州商城内城城壕外侧发现的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次性将不同时期铸造和使用的一大批王室青铜重器掩埋在城外已经废弃的灰坑或水井中，尽管从现场能看到举行了一定的祭祀仪式，但仍能感到这些瘗埋活动的突发性、特殊性和随意性。

白树凌

“事死如事生”：商代墓葬反映的丧葬礼制与社会结构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除安阳殷墟外，其他几处商代都邑发现的商代墓葬相对较少，分布零散，未发现王陵区，似无规律可言。但从晚商都城殷墟发掘的一万多座墓葬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商代业已形成了一套包括王陵制度在内的贵族丧葬制度。

　　以安阳殷墟的墓葬材料为例，随葬有青铜礼器的贵族墓葬约占墓葬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而以随葬陶器为主的平民墓葬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除此，殷墟还有一定数量的被称为“奴隶”的非正常人口，地位低下，主要被用于祭祀活动，作为人牲或殉人，有一些死后被弃置于沟壑或垃圾坑中。这些墓葬材料反映了晚商都邑的人口构成比例、阶层划分和基本社会结构。

白树凌

从平面布局可知，殷墟王陵西区是最初规划的王陵区，全部埋葬直系先王，是真正的王陵区，而殷墟王陵东区则是在王朝发展过程中临时规划营建而成，其内埋葬人员比较庞杂，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王陵区。直系商王的墓穴全部都是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四条墓道或许象征着商王拥有全天下四面八方的土地。此种四墓道大墓埋葬最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制度在西汉之前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妇好墓是目前发现没有被盗扰的晚商王室成员墓葬，墓主“妇好”即武丁三个配偶之一，墓葬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大型青铜礼器和玉器等随葬器物，与墓主贵为商王后妃的身份相符。这些随葬品也成了殷墟考古年代学的标尺。

　　从现有资料来看，殷墟的墓葬和居址遍布各个区域，二者相距较近或交错分布，很难说某区域是单纯的墓地，有些墓地与作坊相邻，这些墓葬应是居址内民众或作坊内工匠死后就近埋葬形成的，体现了商人“聚族而葬”的丧葬制度，即学界普遍认为的基于亲缘关系的“族墓地”，也有学者认为在血缘为基础的“族”之上应存在地缘性的组织。总之，殷墟居民多为聚族而居，聚族活动，聚族而葬。大部分平民墓葬及普通贵族墓葬都是葬在各自的族墓地内，由此表明整个殷墟也是王所在的“王邑”及其他众多族邑集合而成。

白树凌

“器以藏礼”：商代青铜礼器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

　　青铜器是殷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青铜冶铸技术在商代有了显著提高，铜矿开采和获取铜料能力大大提升，冶铸技艺愈发精湛，青铜礼器种类完备，数量大增，造型典雅、装饰华丽，个体硕大，基本形成了一套体现身份等级的礼仪制度。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之前的玉石礼器、漆木礼器、彩绘陶礼器等，成了整个殷商时代礼器群的核心。

　　商式青铜礼器以礼容器为核心类别。其中酒礼器为大宗，还有盛食器、烹煮器、水器等，除礼容器之外，还发现有青铜礼乐器、礼兵器和装饰品等。

白树凌

远古先民祭拜神祇和魂灵，必用酒。酒精可以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醉酒甚至可以让人进入迷幻状态，以达到古人的“通神”目的。有酒就必然用到酒器，因此青铜酒礼器就成了殷商文明数百年间最为重要的礼器类型。殷商酒礼器有饮酒器爵、角，其次为斟酒器觚、斝，还有形体较大的储酒器，如尊、卣、壶、罍、瓿和挹酒器斗等。从考古所见器物组合关系看，商式酒器以觚、爵为核心，低级贵族只能拥有数量较少的觚和爵，而诸如妇好墓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则拥有数十套觚爵组合。商代贵族在使用酒礼器时，先使用挹酒礼器斗将酒液从储酒礼器中舀出，然后倾倒入斟酒器中，再由斟酒器倾倒入饮酒器。与酒相关的礼仪行为可谓一丝不苟，有条不紊。

　　青铜食器中方鼎格外引人注目，其采用四面方形的形制以象征天下的四面八方，只有最高等级的商王或王室成员、高等级贵族才配拥有，如郑州商城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大方鼎就只能由商王在宗庙祭祀活动中使用（图3）。从礼仪用途而言，方鼎是盛装煮熟后、处理好的动物牺牲的肉食专用祭器，摆放在祭祀场所的特定部位。商代考古发现的著名的青铜方鼎有郑州商城窖藏坑出土的八件大方鼎，山西平陆前庄发现的大方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组青铜方鼎等，商代晚期的后母戊大方鼎，妇好墓出土的后母辛大方鼎以及殷墟西北岗王陵出土的牛鼎和鹿鼎等。正是因为鼎在古代祭祀礼仪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古人赋予了鼎——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鼎文化也整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除了鼎之外，商代的青铜食器还有炊煮器甗和鬲、盛食器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