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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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领导人不愿认真解读来自有着“社会主义趋向”的国家发出的信号，甚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苏联的政治盟友先前作为革命者、游击队员和战士，以苏联适度投资为代价给“亲帝国主义”政权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现在情况则完全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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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亲苏”政权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基俄比亚、尼加拉瓜和柬埔寨）一直对“反革命” “土匪”“反动派”“帝国王义雇佣车”发动战争，苏联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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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悲剧早已事先注定。这种一相情愿的思维方式在苏联最高阶层早已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以致后任者无法从克里姆林宫的老人政府那里承继任何其他东西。因而苏联不得不为其违背历史发展进程的做法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付出代价，甚至让苏联公民（在阿富汗）为此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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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越加深，接受某些苏联模式要素的政权的失败就越明显，莫斯科“社会主义方向理论”拥护者的呼声越高，对与“革命民主派”合作政策的追求就越顽固，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国际现实促使苏联领导人扩大了与埃及、摩洛哥、土耳其等国温和政权的联系，但是同那些发誓要与苏联和“社会主义”保持友好关系的领导人打交道似乎更容易、更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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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领导人不同的是，苏联领导人仍然认为缓和适用于欧洲，也可能适用于中东，但“第三世界”必须继续保持“革命的进程”，以削弱和破坏 “敌人”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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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美国都感受到了互相了解与合作的必要性，两国都找到了可以务实互动的领域，遵循平行路线或至少在某些场合力图不加深彼此的矛盾，这就是他们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以及非洲之角所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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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 都是例外的情况。 中国成为决定苏联在中东政治行为的次要但仍为重要的因素。中苏同盟关条的破裂，随即从当时的密切合作转为与北京敌对，是冷战以来苏联在外 交上遭遇的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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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双方友好关系的破裂与其说是赫鲁晓夫各种滑稽行为或外交错误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规律。对两只熊而言，“共产主人的小屋”太过拥挤了，而美国从未与中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当然，台湾问题要特别讨论，但中美之间已经达成共识，或者说是已达成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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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中国无止境的边界冲突甚至武装冲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中国与美国恢复邦交，都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新变化。当时在中东地区中国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无法与苏联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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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苏联说“是”，北京几乎总是说“不”，反之亦然。中国与巴勒斯坦人和该地所有的左派和共产主义者接近，使他们反对苏联。苏联被迫疲于“证明"自身是“反帝国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这增加了苏联政治中的教条主义和弥赛亚主义，阻碍了苏联采取务实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