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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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于1973年9月21日举行，会议持续两天，叙利亚没有爹加。然而，美国、埃及和以色列直接开始了游戏，它们并不需要苏联有限的存在，苏联试图重启会议，但没有成功。早在1974年1月18日，在日内瓦会议框架之外，埃及代表团在开罗到苏伊士的高速公路101公里处与以色列人举行了会晤，签署了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在美国的调解下，协议规定以色列从运河撤退到米特拉（ Mitla ）和吉迪山口( Giddi )（距运河32公里），而埃及人同意对运河东岸的部队和军备数量进行控制。这就出现了运河重新通航的可能性。苏联领导人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表面上还是积极评价这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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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尼罗河两岸的风向变了后，苏联加强了与叙利亚的联系。1974年3~ 5月，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三次访问大马士革，阿萨德总统率领的代表团于4月回访莫斯科。苏联与叙利亚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合作扩大。这帮助苏联挽回了颜面，使其能够同美国一起担任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联合主席，当时两个大国的代表见证了叙利亚和以色列签署脱离接触办议，根据该政协，叙利亚将收回包括库奈特拉（ Kuneitra ）在内的戈兰高地的一部分，条件是要在这一地区实现非军事化，并由联台国维和部队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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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莫斯科并没有放弃改善与埃及关系的希望，1974~1975年曾两次讨 论勃列日涅夫访问埃及的可能性。这表明苏联虽然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于，并为埃及开启新路线送上祝福，以维持其在埃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实际上苏联越来越觉得萨达特是个叛徒，认为他对苏联的威望和利益造成的打击日益严重。1975年5月，萨达特下令限制苏联舰船进入埃及港口，不过仍然可以使用亚历山大港的维修设施。苏联抵制了1975年9月1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第二份脱离接触协议。随着苏埃两国关系日益紧张，苏联推迟了签署 1976年贸易协定，并拖延或终止向埃及提供军事物资。与此同时，一场反苏、反共和反纳赛尔的运动在埃及媒体上愈演愈烈。纳赛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以政治结构正在迅速瓦解，而有利于自由资产阶级发展的开放政策（ infitah )得到 了法律上的批准。萨达特正在断送目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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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14日，萨达特通知议会他将废除《苏联与埃及友好合作条约》，第二天如橡皮图章般的议会顺从地批准了这个决定，只有两个人表示反对。所有苏联军事人员必须在一个月内撤离亚历山大港。两国关系以如此突然的方式被切断，萨达特用如此侮辱的言辞来形容苏联政策，以至于今后似乎不可能再恢复任何关系。这可能是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的“革命历史”已经结束，埃及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道路。1976年11月，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 Ismail Fahmi )与葛罗米柯在索非亚会晤以及1977年6月与勃列日涅夫会晤，试图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均未成功。后来埃及要求苏联恢复军事供应，苏联要求埃及必须以现金支付，因为苏埃之间已经不再有“特殊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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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利克（ A . S . Kulik ):1976年3月，我碰巧在莫斯科。我立即被安德罗波夫召见。第一总局的所有高级官员都在那里。他们和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谈了很多。我表达了我的立场﹣没什么可担心的。休会后，安德罗波夫突然向我走来，好像来说“再见”，他悄悄对我说：“亚历山大，无论如何要告诉我，埃及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年轻上校去推翻萨达特，然后继续推行对我们有利的政策？”我回答说：“尤里，安德罗波夫，首先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其次，我有时夜里会冒冷汗醒来，因为我梦到一些'左'派分子推翻了萨达特掌权。”他睁大眼睹盯着我，等我解释。我说：“埃及有5400万人（1976年数据），尤里，安德罗波夫，5400万埃及人．..．我们必须养活他们，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他看了我一眼。好吧，我想我的事业生涯到此为止了。他说了声“再见”。没有人听到这段对话。但后来发生了什么？这段对话发生在 1976年，1981年安德罗波夫在莫斯科任命我为中东局局长。“他不是阿拉伯专家，但是他能应对。”有很多人反对我的任命，包括基尔皮琴科（ Kir -  pichen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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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说明他还记得你说的话。此外，时间已经到了1981年，安德罗波夫刚吞下阿富汗的苦果。 库利克：是的，的确如此。 笔者：您在那个职位上待了多久？ 库利克：五年，从1981年到1986年。 1976年，埃及接受了美国的 C -130军用运输机，随后还有战斗机和其他 武器。作为对埃及改变政治方向的奖励，美围、阿拉伯产油国和西欧给埃及提供了财政援助。1977年7月，当利比亚边界局势有可能演变成冲突时，埃及的宣传机器开始谴责苏联。随后，埃及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召回所有本国的学生和军人。1977年10月26日，萨达特宣布推迟十年偿还所有对苏的军事债务。埃国内形势也非常严峻。1977年1月提高食品价格导致卷开罗和全国的大规模骚乱，萨达特绝望地需要用和平来改善埃及的经济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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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1日，安德烈.葛罗米柯和赛勒斯'万斯（ Cyrus Vance ）签署了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特别规定在即将到来的12月召开日内瓦会议，还提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苏联外交看到了与美国合作共同决定中东政策的一线希望。新一届卡特政府希望与苏联在一些全球事务上达成协议，首先将其思路转向最终就中东问题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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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色列领导人不愿意让苏联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加上美国政治体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将苏联排除在中东之外，因此埋葬了几天内达成书面协议并公之于众的机会。但埃及和以色列已经开始秘密谈判，这为美国支持下的和平条约的签署铺平了道路。11月9日，萨达特通知埃及议会他准备与以色列谈判。在前所未有的宣传浪潮中，萨达特于1977年11月19日至21日访问耶 路撤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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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邀请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解组织、苏联、美国、以色列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开罗米纳宫酒店（ the Mena House )召开会议。只有以色列和美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最终启动了《戴维营协议》的和平进程。1978年9月 17日，埃以在戴维营签署了关于“缔结中东和平框架”和“缔结埃及和以列和平条约框架”的协议。1979年3月26日，以色列和埃及在华盛顿缔结和平条约，条约于一个月后生效，届时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到1982年4月以色列从西奈半岛完成撤军，实际上西奈半岛实现了非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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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和平条约是弱的一方（埃及）和强的方（以色列）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缔结的，通过中断埃及与苏联的所有关系，萨达特实际上把他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不过，客观地讲，埃及需要和平。埃及将摆脱与以色列的对抗，并收回西奈半岛。苏联不得不满足于扮演一个持批判立场的观察员角色，并且不得不将其地区政策与那些比埃及更加挑剔的政治对手一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伊拉克和巴解组织有风险地关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