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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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官方宣传已经开始把埃及社会描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位最高的客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是刚开始“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即他们朝着这个方向才迈出了第一步。包括埃及在内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继续前进呢？当然是按照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提到“苏维埃大地上取得的成就”，如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赫鲁晓夫真诚地总结道，由于这些成就，苏联已从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简言之：跟随我们沿着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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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旺，赫鲁晓夫对伊拉克总统阿里夫（ Abd al - Salam Aref ）的演讲感到不满，阿里夫的讲话强调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他在回答问题时偏离了事先准备好的文稿，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赫鲁晓夫声称，苏联无意帮助“一般的阿拉伯人”，而是愿意帮助“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埃及人民，“这样工人阶级、农民、正在挣扎的知识分子以及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就能够在建设新生活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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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运用了列宁主义哲学，苏联才赢得了胜利，并且社会主义最终“在许多其他国家”赢得胜利。对他来说，阿拉伯团结的概念意味着“所有阿拉伯工人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垄断的劳动人民的兄弟般团结，以及劳动人民的胜利”。本质上，他建议用“阿拉伯工人、阿拉伯农民、进步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自由和独立、为更美好的生活、为反对本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斗争”来取代“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的口号。对于俄罗斯人，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民，对于“所有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由、更美好的生活和人民幸福而斗争的人们”图来说，这种团结都是有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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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对客人的回答语气温和，不过他重申了目己对阿拉伯团结的看法。这个口号“不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现实，即河拉伯人一直是一个以“物质生活和共同意识相统一，有着共同世界观”为特征的统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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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临近尾声时，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附近为赫鲁晓夫、纳赛尔、本拉和阿里夫安排了一天安静的捕鱼活动。然而，由于赫鲁晓夫与阿拉伯领导人在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上发生了情感冲突，“哈里利亚号”( Hurriyya ）游艇上几乎没有捕鱼活动。在这里，我引用一段已故的翻译家、外交官、文学哀，钱币收藏家和埃及文物收藏家奥列格．科夫图诺维奇( Oleg Kovtunovich ) 讲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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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和其苏联领导层的同事们都认为阿拉伯领导人在宗教问题上“疯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决定要教育教育他们的原因。带着这个想法，他对游艇上的同伴们说：“我记得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牧师。他有个情妇。他杀了她并肢解了她的尸体。现在，你可以看到信仰宗教和上帝能给人带来什么。”他的同伴们对此感到有些困惑。纳赛尔温和地说：“嗯，这个例子可能与宗教无关。我认为，有好的牧师，也有坏的牧师。或许一些共产党人也会犯罪．....”赫鲁晓夫突然感到很受伤，说：“嗯，我明白了。大便里会有覆盆子的味道！”这让我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把这句质朴谚语的精髓传递给阿拉伯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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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访问的结果似乎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尽管他情绪激动，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是赞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原则，并接受了纳赛尔根据自己的判断建立埃及社会的权利。他热情支持纳赛尔提出的从该地区撤出所有外国军事基地的要求，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基地”，并支持阿拉伯人在约旦水权问题上立场。埃及已经证明自己是反“帝国主义”，即苏联反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埃及的合作符合苏联领导层的弥赛亚主义和务实主义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正开始融合为一。 赫鲁晓夫的慷慨并不仅限于他给予埃及领导人的两个“苏联英雄”金色勋章。他还承诺向他们提供2.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用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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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9月，埃及总理阿里．萨布里（ Ali Sabri ）访问莫斯科时，双方就这方面的具体建议达成了一致。苏联承诺合作在赫勒万建设一座年产超过100万吨的钢铁厂，在亚历山大附近建设一座装机容量为20万千瓦的热电站，并在苏伊士建造一家石油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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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4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通过“静悄悄的阴谋”推翻。对他统治的不满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党的组织机构强烈反对他企图削弱党对社会的控制，隐秘的斯大林拥护者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时期的暴行感到不满，群众厌倦了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式的实验，而知识分子对他日益走向专制和对他在与作家、艺术家等会面时的表现，例如常常无礼咆哮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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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公正地评价赫鲁晓夫。他的政策是极端天真的救世主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混合体。他似乎很希望看到所有种族一白人、黑人和黄种人在共产主义的红色旗帜下共同前进；他在阿拉伯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的行动通常都非常巧妙：把坚定与谨慎、乡巴佬式的固执与政治家的智慧结合了起来。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其他事情外，赫鲁晓夫在倒台之前一直是幸运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如其他地方所指出的，他的政治路线符合第三世界特别是中东历史进程的总方向。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似乎使国家看上去正在以比西方更快的速度发展其工业潜力。随着工业潜力的增长，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和军事实力也在增长，广泛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尚未耗尽，苏联的自然财富似乎是无限的。虽然苏联已经开始进口小麦，但它的农业并没有过度紧张，“行政命令制度”的完全无效尚未显露出来，经济改革的怯懦尝试也受到遏制。西方刚刚进人信息技术、计算机和高级服务的后工业社会﹣西方和苏联社会在质量上的差距直到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才变得 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