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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代核武器 七十年代末，另外四个核大国在突飞猛进，陆续研制出中子弹和第二代小型化的核武器，中子弹是特殊类型的核武器，而第二代核武器的威力和实战性均大幅度提高。 在身后的印度以色列也纷纷迈进了核门槛…可以说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第二代核武器是完全不同于氢弹的小型化核武器。小型化并非寻常意义上小修小补地改进提升，而是从最底层的基本原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由于计算条件太差，使用了大量近似和粗估的参数，以至于很多参数的不确定度非常大，所以必需留足很大的设计裕量来确保可靠，就好比某一个物理量理论上达到1就可以满足要求，但由于这个量是不确定度较大的近似值，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可能要把这个量留到10，甚至是100，这样才能造成压倒性的雪崩效应来确保可靠性。 这样的后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整个核装置过大和过重，不利于武器化。 第二代核武器由于小型化的要求，在重量和体积上均做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因此减小设计裕量就变成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就必然要求理论上要更加地准确和精密，因此技术难度上又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当时的美国已经拥有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超级计算机，而我国才刚刚拥有百万次的计算机，比美国的算力又差了好几个数量级，也就意味着理论计算的难度要远超美国，这真的是硬碰硬的较量，没有任何曲线救国迂回转圜的余地。 如何在技术先进的前提下规划出可行路线，是一个无比艰巨的挑战！ 九院则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位于北京北太平庄花园路六号的九所作为理论部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上级二机部的瞎指挥要求理论部必须搬迁到三线的深山里。之所以说是瞎指挥是因为理论部需要的是大型计算机，三线深山里又没有相应的条件，当时九所的所长周光召据理力争，请求理论部科研人员不离开北京，结果被免职调离。 九所全体科研人员和家属只好坐上闷罐火车开到四川北部梓潼县一个叫曹家沟的深山老林里，一开始住的是漏雨的牛棚，人可以住牛棚，可娇贵的计算机却无法在牛棚里工作，无奈之下科研人员又被迫撤回北京。 就这样九所的科研人员在北京和四川三线深山里来回撕扯。科研人员拿着微薄的工资，上的是四川农村户口，在北京上班算出差，这一出差就整整二十年，九所的科研人员就在首都北京当了二十年的黑户。 更令人无语的是，每个月初需要从四川派专人送来全国粮票，稍微耽搁一下整个九所就没饭吃。没有北京户口就领不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副食本，连做饭的盐和香油都买不了，孩子上学也只能借读，分不了房子只能住最简陋的筒子楼，在走廊里烧煤球做饭。 一次领导来慰问，看到一个科研骨干在走廊做饭，被烟呛的咳嗽不止，一手拿着菜铲一手还拿着书…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多数人受尽了委屈坚持不下去了。 此时南国的春天已经到来，孔雀东南飞成为了一种常态，当时的理论部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数理人才，在文革后的百废待兴中，所有高校都缺老师，理论部的人只要愿意离开，各大高校都抢着要人，立马给分房子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 理论部曾经的八大主任离开六人，七百多科研人员走的只剩下三百多人，流失了一大半。 理论部著名的计算数学家周毓麟院士曾痛心疾首地哀叹：仅仅流失的骨干就够再重建一个理论部！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这些柱石一般的重量级科学家全部出走。 美国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结果被我们自己的上级超额完成了任务……一边是改革开放的冲击，一边是文化大革命的延误，一边是军队要忍耐的窘迫，一边是人为造成的混乱，对于整个核武器事业都是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地狱级的艰难情况下，于敏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万般勇气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至暗时刻独木撑起了整个核武器事业。 当时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坦克数万辆，是悬在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燕山山脉以南的华北平原又几乎无险可守，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无数次从这里长驱直入逐鹿中原。 苏军在大纵深理论下，装甲集群的驰骋将毫无阻碍。战争一旦开始，半壁江山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沦陷。如何阻挡来自北方的钢铁洪流？只能寄希望于中子弹这种强杀伤力却低放射性沾染的新型核武器。 当时中子弹在美国也刚刚问世，何种原理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 在泰山压顶的重担下，于敏带领人迎难而上，直接啃最硬的骨头，在极短的时间内，独立探索出中子弹原理和中子弹应具有的主要物理特征和技术指标，提出三次核试验定型的实现途径，最终于1988年完成了中子弹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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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9 15:5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