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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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也体现在苏联对伊朗的政策上，只是形式不同而已。1945年12月，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军完成了从伊朗的撤车，苏联军队却没有执行约定，迟迟不见撤军行动。此时，将伊朗纳人苏联势力范围的诱惑对斯大林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战时的伊朗呈现在斯大林面前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屏弱的军事力量、以伊朗人民党（ Tudeh party ）为代表的左翼激进运动在国内起云涌、伊朗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斯坦省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不断增长。如果发生……想象的空间太大了。苏联为在伊朗境内成立阿塞拜疆和马哈巴德（库尔德斯坦）两个自治共和国开了绿灯，它希望在苏联的监护下这两个共和国的自治或独立将得到加强，而这将对德黑兰构成长久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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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次斯大林又打错了算盘。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这些势力都还未做好认真地对抗中央政府的准备，同时历史再次表明，由各地区和少数民族构成的伊朗所拥有的向心力比离心力强得多。此时，冷战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拉开了大幕，美国总统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出一份备忘录，这一儿乎形同公开的最后通牒要求苏军立即从伊朗撤军。当时，美国正在生产更多的原子弹，而苏联却还没有一枚原子弹。如同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的一样，斯大林此时还没有准备好因伊朗而与西方进行军事对抗，于是苏军很快完成了撤军，伊朗国王礼萨．汗的军队很快将阿塞拜疆和马哈巴德自治共和国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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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回面子和从伊朗攫取更多经济利益，苏联与伊朗首相卡瓦米內萨特内（ Kavame Saltane ）签署了一个协议，苏联获得了在伊朗北部地区开米石油等一些特权。不过，随着苏联从伊朗完成撤军，阿塞拜疆共和国和马哈巴德共和国被镇压下去，伊朗议会拒绝批准这份协议。这个举动意味着此后多年德黑兰和莫斯科的关系一直保持敌对，当然这种状况不像苏联与土耳其的敌对关系那么严重。其实，英国与伊朗在石油和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苏联采取更明智、更灵活的政策，完全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然而，此时苏联领导层已经认可了“民族资产阶级敌对论”，即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民族 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及苏联的利益充满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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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版本的“第三世界”观念为苏联的全球政策蒙上了阴影，不仅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如此，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样面临着麻烦。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斯大林希望将以色列变成中东对苏友好国家的希望遭遇了挫败。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政治挫败导致国内出现了排犹运动，导致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对反西方（反帝）运动产生了负面认知。苏联的“理论家”和学者朱科夫（ E . Zhukov ）如此解释：“无情批判各种形式的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凯末尔主义、甘地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加快了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人民寻求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的步伐。”他还指出：“这些国家的民族改良派虚伪地坚持反对使用武力，声称他们要在美苏‘意识形态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事实上他们与资产阶级反动派站在一起，异口同声地诋毁苏联，他们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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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批判“不结盟运动”是“不道德的”，是极端主义的。苏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丢弃了民族自由的大旗。”与此同时，苏联的“社会科学界”开始了应声虫般无休止的批评，他们把伊朗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 Muhammad Mosaddeq ）抨击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把埃及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批评为“美国的代理人”和“法西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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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宣传与官方声明的共同主题可以反映出苏联领导层的思维逻辑。 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结成的前盟友们发现自己被“冷战”的战壕、前线和边界分隔开来。两极世界体系已经形成，它是两种颜色的世界一一黑与白。它包括“他们”和“我们”、“发动战争的反动势力”和“和平与进步的势力”。不存在黑白之外第三种力量。这就是苏联领 导人思维中对世界的简单两分法，而在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也 很相似。苏联的社会科学学者以及理论家们宣称，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人类的光明未来”即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将会爆发，并以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发生，革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劳动群众发起针对本国以及外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方式展开。因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国际共产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应该对其给予支持。在中国的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但斯大林对这个出现在苏联边境的共产主义巨人十分谨慎：朝鲜和印度支那正在爆发战争，仅依靠武力就可以决定人民以及他们走向“美好明天”的行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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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核武器的出现对实现这一“光明未来”的路径提出了挑战。 核武器的出现和美国关于“核武器俱乐部”有效性的声明对苏联国家安全及其国际地位构成了直接威胁。苏联采取的对策是研制核武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核武器生产能力以及投放能力。即便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也别无选择。这尤其在英国和法国得到验证。两国也陆续拥有了核武器，以增强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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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跳出讨论框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拉开冷战大幕并引发严酷对抗的演讲，同样反映了这位美国领导人的黑白世界观以及其在处理与苏联关系上的错误选择。这一西方政策被毛泽东形象地描绘为“针尖对麦芒”，这种政策迫便苏联必须巩固政权，强化国家镇压机器，确定经济与科技发展上的军事和工业化方向，短期看，是西方在客观上帮助苏联巩固了政权。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开放的边界、谈判与交流，都可能“腐蚀社会主义社会”。30年后，所有这些都会出现﹣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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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尽管脱离了中东与近东的现实情况，但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表现不算太糟糕。除了苏联在一段时间与以色列有过眉来眼去外，苏联成功地对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姿态上的及时支持。随着苏联支持埃及人民要求英国撤军，要求允许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利比亚的独立，苏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也日益变得正面。1952~1955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一直积极参加关于突尼斯和摩洛事务的讨论，支持它们争取独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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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过去一样，苏联政府一直不在意本国人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并继续寻找能够出口到阿拉伯国家的商品。苏联从中东交换的商品虽然也是自身需求的，但远远比不上自身对粮介衔的需求。比如1948年，苏联虽然当时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却依然同意倉业 23.5万吨小麦去换埃及的3.8万吨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