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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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其与埃及的关系变冷，这曾令苏联领导人左右为难，尽管苏叙两国的外交利益日益一致。苏联致力于调和埃及与叙利亚的关系。1966年12月，柯西金终于设法使叙利亚和埃及达成了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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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一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上的优先目标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虽然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但苏联领导人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的“帝国主义基地”，因此阿拉伯人为抵抗以色列人的进攻而加强武装力量的努力被苏联视为合法的。以色列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苏联所用的“三国入侵埃及”说法）中还没有表明其作用和意图吗？以色列认为，邻国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权日益增长的军事潜力危及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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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没有支持当时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 Ahmad Shukeiri )“把犹太人扔进海里”的号召吗？“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吗？究竟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先开始军备竞赛的？军备竞赛升级到如此程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东已成为一个军备集中程度可比肩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国家的区域。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竞争也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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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苏联和阿拉伯人的合作时，苏联宣传倾向于忽视这一事实，即阿以冲突起源于两个民族主义的冲突，源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围绕一块 领土的争端。后来巴勒斯坦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变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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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败到成功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确信自1956年战争以来的11年里，由于苏联的援助，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已经具有足以应对任何冲突的武器装备。在苏联看来，在中东出现了均势，即双方的武器装备数量和军队数量相当，而阿拉伯世界无限的人口潜力则是优势，因此苏联天真地以为，犹太人“不知道该如何发动战争”，而且以色列先前的军事行动没有能推翻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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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助长了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掉以轻心的态度：不会允许阿拉伯人去摧毁以色列，但稍微动摇一下它也是有益的；能避免战争是最好的，但如果避免不了，它应该是有限的，绝不能让阿拉伯人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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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被告知，所有来自以色列的关于以军在真实备战和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的情报均被视作误报而放弃。相信这些情报就等于怀疑苏联领导人的智慧和政治洞察力，质疑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机构多年来所做的工作，而此时勃列日涅夫正需要军方的支持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不到打雷时，农民不会祷告。”好了，现在打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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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领导人似乎不反对军事解决方案，他们或许甚至渴望军事解决，他们认为军备竞赛的气氛有利于发动战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对自身军队实力和战备状态的盲目自信让他们降低了警惕性，妨碍了采取实际措施去组织战斗训练和开展动员。埃及军队相当大的一部分（约7万人）卷人了也门内战，与共和党人一起对抗得到沙特阿拉伯和西方武器供应支持的君主主义者。叙利亚军事政治最高集团的内斗令人怀疑叙利亚领导人能否有效地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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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本身已经从武器库中排除了核桐吓，又没有能力或必要的手段将部队迅速部署到冲突地区。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此时的战略优势显而易见。当时，许多以色列人重视“战略纵深”的概念，认为占领阿拉伯土地将扩大以色列控制下的领土范围，使其能够巩固在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西奈半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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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难说，以色列当时是否打算要完全或部分地吞并东耶路撤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对移民定居者实施殖民；或以色列领导人是否准备来用“以领土换和平”的方案来解决问题。但推翻叙利亚和埃及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政权，替代以愿意实现和平与妥协的温和政府，这对以色列是最合适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