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风褪尽偶拾叶---- 前苏联中东政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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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武器主要供应给那些因为国内政策需求而反对美国的国家，即使十年后，也不可能知晓对也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庞大武器供应是否实现了苏联的政治利益、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利仅从硬通货收益角度来看，收入也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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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苏联军方只是为了大量储存武器装备，万一发生“大”战，派往这些地区的苏联军队就可以使用这些库存，而美国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储备似乎也有着相同原因。然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基于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再次发生世界大战。我跟切尔尼亚科夫提到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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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人们的行为和观点是由他们的经验所决定的，尤其是在危急情况下的经验。我们的军队对中东的态度也是如此吗？ 切尔尼亚科夫：是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无论如何，我们在南边受到了来自地中海的美国舰队以及英国和美国军事基地的威胁。军队应该从军事准备上思考威胁。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典型。以格列奇科（ Grechko ）为例。战争期间，他指挥了在图阿普謝 Tuapse ，北高加索附近）的第十八军。他非常有能力。后来世界发生了变化，军事战略扩展到全球规模层次，核导弹出现了。然而他对图河普谢仍然记忆犹新。从心埋上讲，曾在那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中作战的指挥官，其目标就是必须获得战争优势，获得一把更大的剑，但剑是双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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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政权的军事化无论以反美还是以反苏为基础﹣意味着政治的 军事化：使用军事力量成为一种可能的政治选择，冲突可能由此升级为内战或国家间战争。该地区发生的所有事情证实了这一点。对此，客视的观察家不会简单地责难美国或苏联。不过，苏联的悲剧在于，由于经济的衰退，武器供应成为其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可支配的手段，而美国有着更为广泛的选择，从粮食供应到直接的经济援助，这些都是苏联负担不起的。一般来说，奉行不受限制的军事化政策的政权，通常将其与加强威权结合在一起：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阻碍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改变，忽视建设一个保持正常运转的经济需求；在最坏的情况下，会残忍地迫害政治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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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美向该地区某些国家输出的武器已经超出了他们防卫正当利益的界限，破坏了一些民用规划，造成了有利于军事工业的经济扭曲。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即使这些武器实际上是免费供给的），破坏了脆弱的不发达的经济结构，致使国民所需的高技能工人和专家错配。这就是纳赛尔、巴列维国王、穆罕默. 西亚德．巴雷（ Mohamed Siad Barre ）和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 uaile Mariam Menghistu ）采取这一政策的后果。苏联支持任何宣称“反帝国 义 "的政权，美国支持宣布支持任何“反苏”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权，这两 种政策都是政治犬儒主义和非理性对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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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军备竞赛没有促进安全与和平。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更加血腥，稳定不再，人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然而，正如冷战后军备竞赛继续表明的那样，该地区内外政策的军事化是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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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东领导人需要树立一个外国敌人，最好是有一场军事胜利，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而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却使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或走向灾难。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使用这种政策或依赖美国武器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事实表明，这种行为在革命一威权政权国家更加普遍。诉诸军事力量，若战败会让他们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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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有信心，纳赛尔和叙利亚领导人卷人了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危机。 1973年，叙利亚和埃及几乎输掉了战争。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受拥有远远超出国家需要的苏联武器的鼓舞，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战争。那些将军事力量作为实现政治目标手段的专制领导人，被一种错觉所迷惑，即他们的政治优势可能通过军事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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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在下降，政策向军事化方向发展，用以评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方向的不正确标准，以及不能有效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所有这些导致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该地区地位的削弱。但是，这场危机并不限于苏联的政策，包括外交决策机制在内的政治结构，也受到了一种进步性功能失调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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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阿以战争后，苏联开始迅速偏离以前在中东所持的积极立场。作为苏联的盟友和该地区的主要前沿基地，萨达特领导的埃及开始对苏联持敌对态度，并愿意与美国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合作。苏联逐渐被排挤出中东问题解决进程，这一进程由于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双边（“独立的”）协议而具有了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