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明：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白树凌

悬泉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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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学价值
​中国古代，尤其是纸质文献出现之前的文献形态、书籍形态，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简牍作为魏晋之前最普遍的书写载体，显然具有至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甘肃简牍内容丰富，有官方文书、私人信件、法律档案，更有《仪礼》《论证》《孝经》等书籍材料，最大程度保存了汉代简册书籍的原貌，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简册制度、书籍制度，认识古代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甘肃简牍中最为系统的书籍无疑是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简，该批简牍涉及七篇《仪礼》材料，它们的内容以及编写、书写、削改、题记方式都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居延汉简主要出土于边塞候望、关卡遗址，其中也仍有不少书籍简，如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另外，还有《算数书》《九九表》、医药方、《仓颉篇》《急就篇》《论证》等书籍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等，都为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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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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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档案学价值

相当一部分甘肃汉简在汉代即是作为档案保存的。河西屯戍汉简中有一种被称“楬”的简牍，顶端被削尖并涂以黑色或画上网格纹，中间穿孔，有的孔中还系有麻绳，这些楬即是挂于笥上以提示笥中物品的标签。通过这些标签上书写的“建昭二年十月书三年九月吏受府记”“鸿嘉二年五月以够吏会入官刺”等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标签所系连的笥中存放的物品正是甲渠候官这一机构中的文书档案，标签起到了对档案分类、标识以便核查的作用。而甲渠候官简牍中的一些出土于灰坑且明显被火焚烧过的简牍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定期档案销毁制度。通过这些，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的基层行政、社会风貌，更可以了解汉代的档案形成、保管、销毁的细节，这无疑可以补充我们对中国古代档案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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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字学价值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在文字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时期的文字材料不能够互相佐证。而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无疑为我们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汉代文字资料，从而有力地推动汉代隶书及早期草书文字的研究。汉字是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号系统，其成熟不晚于商代，到今天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形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总体趋势是形体由多变到稳定，笔画由繁到简，书写由随意到定型，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汉字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大体来说，汉代以前为古文字阶段，汉代以后为今文字阶段。汉代处于两个阶段的交替过程中，主要字体为隶书，辅助有草书和行书。通过对甘肃简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形体演变的轨迹——篆、隶、草、行、楷。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在中国文字变化较大的汉代完成了汉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等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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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法价值
汉字是方块形体，有基本固定的笔画组合，但书写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改变形体结构，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这就有了书法，并逐渐形成为一门艺术。汉代的书法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碑刻、题字及残留的比卷中，看到它的风采，从文献记载的描述中，想象它的风格。甘肃简牍反映了当时文字的演变和书写水准，真实地保留了当时的原貌，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汉代书法演变的情况。

甘肃简牍记录了汉晋时期西北地区的璀璨文明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点滴细节，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目前发现的甘肃简牍，从时间上看，贯穿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十六国前凉、唐、宋、西夏、元等时代；从语言文字看，既有汉语，又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吐蕃文、西夏文等；从出土地点看，既有墓葬简，又有遗址简，其中遗址的性质也丰富多样，不仅有居延、敦煌那样的屯戍烽燧遗址，也有悬泉置、肩水金关那样的邮驿、关卡遗址；从具体内容看，既有各种行政文书，也有《仪礼》《论语》《仓颉篇》等文化典籍，及《日书》《遣册》、药方等反映民间神秘主义文化和社会生活礼俗的资料。这种时代、语言、内容的多样性，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土简牍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现有资料,甘肃有秦、汉、晋、唐、西夏五个时代的竹木简牍6万余枚。一个世纪以来这片神奇土地上出土的众多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既有大漠孤烟、丝路驼铃，也含礼仪信仰、衣食住行。作为研究古代西北文化和秦汉魏晋历史的重要资料，其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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